我的人生道路是简单的，心态始终是平静的。但因为简单，所以能够专一深入；因为宁静淡泊，所以能够致远铭志。要能固守清贫的阵地，才能有所作为。——程天民

谈到核武器、原子弹，人们并不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广岛、长崎事件”的惨烈，昭示出它残酷的毁灭性，成为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防原医学，就是研究战时核武器与平时核事故中造成的核损伤的发生机理与防护救治的一门科学。对它，人们就感到遥远而陌生了。

应该说，作为一名军事医学专家，他的研究更切近战争、更切近生命本身的痛苦。然而，在和平时期，这门学科显得那么偏僻和不实用；此外，军事医学特别是防原医学，学科本身的艰涩与艰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一个国家不应该打核战争，但不能没有防原医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样大的军队，如果不搞防原医学，就会在战略上留下缺口。”1964年金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本在病理学专业发展得顺风顺水、已身为病理学副教授的程天民，毅然请缨，率领科研小分队奔赴茫茫戈壁核实验现场，开始了另一个未知领域长期而艰苦的探索。

在“蘑菇云”飘走后的核实验现场，程天民亲眼目睹了原子弹造成的毁灭性伤害：爆心周围，成片死亡的实验动物倒在烧焦的土地上，稍远的动物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程天民非常震撼：如果遭受这种伤害的是人类，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如果不立即开展对它的防护研究，国家和人民将面临怎样巨大的威胁？程天民感到了自己将要从事专业的重大意义和沉重责任。

凭着无私无畏、敢于拼搏的精神，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程天民和同事们积累了大量核武器损伤的病理学实践经验，基本上摸清了核武器的杀伤规律和防护原则，总结撰写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论文30多篇。不仅在国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国际上也未见如此丰富的病理学研究资料。程天民成为我国防原医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不久，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逐渐淡忘了对原子弹和核战争的恐惧，不少防原医学研究单位也转向周期短、效益高的民用医学的发展。

程天民不仅没有转向，反而啃起了防原医学中的“硬骨头”——复合伤的研究。复合伤是指在核爆炸中同时或相继遭受两种或两种以上杀伤因素作用而发生的损伤，是核武器损伤中最具代表性的伤情。在当年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中，65%—85%都是复合伤。复合伤并不是几个单一伤情的简单相加，它远比单一伤情相加复杂，死亡率很高。因研究难度很大，几家研究单位相继下马。

程天民却认为：“难，就正说明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就正需要人去解决！”他带领的课题组坚守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1989年该防原医学教研室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93年复合伤研究室被评为全军重点实验室，1997年又发展成为我国惟一的复合伤研究所，2001年成为全军“重中之重”实验室。他们在这一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对于自己的坚守，程天民说：“防原医学是一项防患于未然的事业，是为国家和军队构筑未来安全屏障的，不能因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就放弃它。搞科研，不是为名为利。”

就在前不久，程天民还带领他的复合伤研究实验室，与第三军医大学烧伤医学实验室、创伤医学实验室共同成功申报了“国家联合开放重点实验室”，把防原医学、复合伤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顾往事，程天民院士说：“搞科学研究，难在选择科研方向，但坚持研究方向更难！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只有把个人的兴趣、志向、抱负与祖国、军队、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融化在一起的时候，所形成的动力常才是巨大的、持久的。”

戈壁滩，是我国曾经开展核实验的地方，位于大西北，荒凉凄清；高滩岩，是第三军医大学所在地，偏居西南，平凡清静。

就在这两个地方，程天民将现场试验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取得了我国防原医学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突破，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

程天民曾多次奔赴大西北那荒凉的戈壁滩核试验现场。问及对戈壁滩的感受，程院士言辞直率：“第一次去时心情很激动，第二次感觉还可以，到第三次就不想去了。”但是，到1981年他54岁那年止，竟先后去了14次，有时还是一年两次！2001年10月，已近74岁高龄的程天民还亲自带领课题组来到戈壁荒漠，开展实验研究。

有时为了获得大量真实的现场资料和数据，在研究中“吃点儿剂量”是难免的。特别是地爆试验时，许多实验动物身上的射线量大大超过测量仪器的量程，狗毛身上沾染的放射性尘土洗不掉。程天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有几次硝烟还未散尽，他就直奔爆炸区，查验动物伤情，检测辐射剂量，观察动物在不同距离、不同当量核武器损伤后的临床病理变化，以便找到在不同距离和防护条件下救治核损伤的最佳措施。

在核试验现场开展研究，材料固然真实珍贵，但也受到很多限制，况且大气层核试验不可能经常、长期进行。程天民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着手研制核武器致伤的模拟设备。他和同事们土法上马，用汽油模拟核爆炸的高温烧伤；用5000瓦的溴钨灯模拟核爆炸的光辐射损伤；用钴源模拟核爆炸放射性损伤；用TNT炸药模拟核爆炸冲击波损伤……后来在总后勤部的支持下，购置了先进实验设备，组建了可以模拟核武器损伤条件，造成多种伤情、多种类型复合伤模型的全军重点实验室。

1983年，总部任命程天民为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让他由专业技术岗位转向领导管理岗位，1986年升任校长。他说，当校长实非所能也非所愿，但既已任命，就要全身心做好。上任不久，他就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办学思路——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十多年来，三医大的历届校领导始终坚持和发展了这一办学思想，显著地促进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后来，“两个取胜”的办学思路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

1988年，经过深思熟虑的程天民，辞谢了上级要他继续当文职校长的要求，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让位给更年轻的同志。

程天民犹如一汪海洋，能纳百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有着心比海宽、德比天高的胸襟和品德，人梯精神、肩膀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总是激流勇退，积极培养德才兼备、超越自己的年轻一代。

程天民坦然地回到了防原医学教研室，回到了他熟悉的实验室。这一段由教授到校长再到教授的特殊经历，在他看来，是一个将科研与管理更好结合的学习过程，从管理工作中增长的才干能促使他从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去学习、掌握专业技术，去指挥、发展更深更高的专业技术。

重新回到教授岗位的程天民，立即带领全室人员，继续他那未尽的科研事业。他们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烧冲复合伤”和“放射复合伤”两个高难度课题作为攻克复合伤的突破口，分别从病理、血液、细菌、免疫等多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还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他主持编写的《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防原医学》、《创伤战伤病理学》三部专著，均为我国防原医学领域的第一参考书。这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临床诊治提供了可靠的病理学依据，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核防护理论体系。

几十年看似简单实则艰辛的跋涉，程天民赢来了人生的辉煌：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同年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0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1年，中央军委为他荣记一等功……

在防原医学依然是冷门，更多的年轻人向往临床的今天，国内不少研究单位面临招不到人或人员流失严重的尴尬。但在程天民带领下的全军复合伤研究所，每年在读的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却达20多名。

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程天民的研究生们说：“是程院士的人格魅力！他像一座高峰和一面旗帜，看到他，能让我们静下心来，体味献身科学的乐趣，感受生命的博大。”

程天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防原医学女博士粟永萍，谈起导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当年我的博士学业做得很不顺利。选题难度太大，和我同住的母亲又身患多种疾病，接连几次报病危，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困难，使我觉得支持不住了，想退学。程教授三番五次主动找我谈心。一面用自己的经历开导我，教我如何处理各种问题和困难，一面亲自为我母亲找来好医生。在课题研究上，更是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一遍遍帮我分析查找问题。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不仅完成了博士学业，还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一生都受益匪浅。”后来，粟永萍很快在全军医学界崭露头角，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总后“科技金星”等，挑起了学术大梁。在程院士培养的30多名研究生中，已有两人获得国家杰出人才奖励，两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两人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金星”和“科技新星”，五人成为博士生导师。

有的研究生说：“程院士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在他身边总能学到新的东西。”程天民爱好广泛，书法、篆刻、绘画、古诗词等，都有较好功底。在他看来，科学艺术与文化艺术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程院士讲课，总是边讲边画，简单几笔，就把繁复的病理结构图勾勒得生动形象，使学生们学习理解起来非常容易。闲暇时，他或挥毫泼墨，或填词作赋，或哼唱京剧，让人觉得儒雅之中饱含浪漫，加上他的谦逊和平易近人，学生们都把他当做良师益友。

除了言传身教和以人格力量凝聚人心，程天民还紧密跟踪现代前沿科学技术，从拓宽学科领域上下功夫，让学生觉得专业上有奔头、有研究头。在程天民的研究所里，仅“放烧复合伤”的研究就有好几个分支：如造血损伤与重建、肠上皮损伤与修复、免疫混乱与调和、创伤难愈与促愈、早期休克与保护内脏功能等。每一个分支都涉及到很宽广的现代科学内容，都可以充分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深入研究，从而掌握相关的很多知识，为今后更广阔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程天民以自己的努力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汇聚了许多立志献身军事医学的人才，使防原医学发展前景始终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