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始终把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党的忠诚倾注到科研事业中去，把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多培养人才，培养更好的人才作为我对人民的奉献。——毛二可
爱国爱党 执著追求
毛二可是新中国第一届雷达专业大学生。大学时代，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仅是班里的学习尖子，而且第一个加入了共青团，并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申请书中立下誓言：“党的事业就是我的奋斗方向，为了党的事业，我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虽然直到1984年，毛二可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在20多年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即使身处逆境，他也把这份追求深埋心底，将爱国爱党的情怀倾注在国防建设的工作中。他与同事们一起白手起家，建立了雷达实验室并开展科学研究。
大学三年级时，毛二可曾参与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雷达专业建设。但是，当时极左思潮横行，他父亲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毛二可被划入“另册”。大学毕业实习期间，与军工有关的所有设施和项目，都严禁他接触。尽管内心痛苦，但毛二可凭着坚定的信念，始终没有放弃雷达技术研究。不能搞军工项目，他就搞民用产品；不能和同学一起下部队，他就留在学校干；不能参与雷达总体研究，他就做外围的辅助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和外界压力下，他和另外三位同学一道完成了电视实验发射中心的研究设计。后来，还在校园里建成了第一个实验用电视发射台。
尽管没有入党，毛二可却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留校工作后，为了进行雷达教学和实验，系里从部队搜罗了许多旧雷达，毛二可和一起留校工作的同学周思永就承担起了组装雷达的任务。两个人经常干到深夜，由于宿舍在城里，来回很花时间，他们干脆就睡在雷达车里。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又急需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在原国防科工委的建议下，北京工业学院决定筹建雷达实验室，这个重担落在了毛二可及其同事们身上。当时的经济条件极其困难，没有仪器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修理组装破损的设备；没有实验台，他们就把床板支起来用。有一次，在校园里发现别人扔下的两张旧桌子，就连忙抬回来当实验台。后来，他们申请了30立方米木材，自己画图，请人去做了30套实验台，至今还在使用。就这样东拼西凑，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立起了雷达实验室。
对毛二可的考验远不止这些。雷达实验室建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作为“白专”典型受到批判，红卫兵去抄他父母的家。妹妹受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怀孕的妻子担惊受怕。那段时间，毛二可总是默默承受着个人的冤屈。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雷达研究机构烂了，人心散了，原来十几人的科研队伍只剩下六七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上了锁，仪器上落满了灰尘。但一想到国防建设的需要，毛二可再也坐不住了，与韩月秋等同事顶着巨大的压力又悄悄搞起了科研。当时，为了对付可能的战争危险，我国正在设计安装一种远距离作用的大型相控阵雷达，急需一个用于测量的高频相位计。毛二可他们凭着手中仅有的一本国外参考资料，反复设计、分装、调试、改进，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高频相位计研制成功了，从而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加强了我国防空预警系统的测试能力。
1984年，毛二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全部融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为了抢夺时间，他走路总是快步如飞，上下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在实验室、机房、办公室之间来来回回都是一路小跑。他为国防科技战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也攻克了雷达相关技术的多个难题，建立了一个创新团队。
毛二可一刻不曾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身体力行，不争名、不争利，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的言行影响了大批雷达所的教师，使雷达所成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先进集体。
认准方向 锲而不舍
毛二可常说：“把国家的国防搞上去，什么时候也不会错。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理应多做工作、多出成果。”他带领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走用最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始终着眼于国防科技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坚持承接技术难度大、创新内容多但支持经费又较少的项目，正是通过这样不懈的努力，雷达所在竞争激烈的雷达技术研究领域掌握了自主控制的知识产权，获得了在高校研究雷达核心技术的主动权。
雷达所要发展，要搞科研，必须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当时又没有专项的设备费，怎么办？毛二可和同事们就拿出本该发给个人的科研奖金购置。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个人的工资一直只有几百元，生活十分清贫，却每年挤出一二十万元，连续10多年花费220多万元先后购置了进口的频谱仪、宽带示波器等，为雷达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十分爱惜实验仪器，就连罩仪器的台布、实验室的窗帘都经常拿回家洗得干干净净。
1977年，他们研制成功的一种新型雷达“动目标显示装置”参加了全军电子对抗演习，性能优异。1978年，他们研制出了“稳定振荡器”，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演示，受到嘉奖。1980年，毛二可和同事们鉴定的五项科研成果，其中三项获得国家发明奖。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雷达技术研究又面临着新的考验。由于北京理工大学与国内主流雷达研究院所不属于同一个主管部门，申请科研项目十分困难。再加上当时出国、“下海”盛行，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国防事业不感兴趣，认为国防企业大都在山沟里，工作苦、收入低，个人难有发展前途。而且，当时的电子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寻呼机、手机上，学电子的学生大都热衷于学通讯，毕业后到外企做个工程师，收入就是大学教师的八九倍。在这种大环境下，还要不要坚持以雷达为主要研究方向，人们顾虑重重。1993年，雷达技术研究室更名为研究所时，大家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提出来，名字改为电子技术研究所是否更好一些，这样面宽，也可以从事其他电子技术的研究。但是，毛二可等坚持采用雷达技术研究所，他说：搞科研不能盲目跟风。我国的国防事业需要雷达技术，我们的研究专长在雷达技术，不能轻易改方向。
毛二可带领雷达技术研究所承担了大量的国防科研任务。为了得到可信的实验数据，毛二可坚持亲历亲为。做雷达试验需要靶标，身为院士的毛二可经常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跑来跑去当靶标。但是，由于车速太低，和真实情况相差太远。毛二可就利用打麻雀用的小弹弓的原理，发明了一种大弹弓，打出钢珠代替运动目标，进行雷达跟踪测试。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解决了平日实验中的模拟目标问题，节省了十分有限的科研经费。最终，这个“设备”也得到部队的认可，被列在上交部队的设备清单中。外人不会想到，在监测现代化的导弹设备里，居然还有这么个“土家伙”。因为打弹弓会影响到校园里行人的安全，所以，毛二可对节假日特别“情有独钟”。记得1994年元旦前夕，毛二可紧急通知课题组，说第二天是元旦，操场没人，我们做实验去。就是这样，学校放假的日子，尤其是春节到元宵节大家过年期间，却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实验时间。
生活上、体力上的辛苦都算不了什么。当研究陷入困境、长时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毛二可就成为大家的主心骨，他身上特有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总能将大家凝聚在一起。雷达所在他的带领下曾经承担了一个历时10年才完成的科研项目。10年间，他们反复重复着：在实验室分析问题，修改电路、程序——到靶场打实弹，做实验——再到基地做外场实验的工作。这样一年循环六七次，反反复复地总结、改进，一步步把研究设计向前推进。由于这个研究项目在世界上尚无成熟先例，大家无从借鉴，只能摸索着干。几次打靶失败，再加上科研经费短缺，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但毛二可坚信，从原理上看是对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如今这个项目已成为雷达所的一个生长点，吴嗣亮教授带领课题组，已把它发展为陆、海、空领域的系列设备。
爱才惜才 甘为人梯
毛二可把雷达研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祖国的雷达事业是无限的。早在1990年前后，毛二可就常说：我现在50多岁，工作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多培养年轻人，把他们带上路，这样雷达研究才能后继有人。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原因，他辛勤培养出来的博士，纷纷流向高薪企业或去了国外。截至1993年，雷达所仅仅留下了四名青年教师，而这四人在随后的三年内也全部离开了雷达所。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一一离开。面对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毛二可焦急万分，他经常伤心地讲：买了这么多仪器设备，将来给谁用啊！当时正在读博士的龙腾，正是听了这些话，毕业时二话没说留在了学校。
为了建立起一支研究团队，毛二可十分注重“团结人、培养人、宽容人”。他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筒子楼里一住就是20年，从来没有为个人的利益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但他却非常关心年轻人生活上的困难。龙腾博士留校后，生活条件很差，三个青年教师挤住在一个12平方米的筒子间，每月工资只有600元，而在中关村公司工作的硕士班同学，月工资可达到5000元以上。这样的生活条件要留住优秀的青年人才确实很难。为了解决青年教师的生活困难，毛二可等老同志费尽了心血，多次找校领导和主管部门反映情况。终于在龙腾结婚时，给他申请了一个12平方米的筒子间。龙腾的工作也十分出色，32岁时就被评为教授，成为学校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高梅国博士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当国内数字处理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他已成功地完成了波形分析动目标检测的核心技术工作。毕业后他分到外地工作，但不能发挥作用。毛二可得知后，爱才如命，立即向学校领导申请把高梅国调回。但那时，要申请一个进京户口谈何容易，进京手续一办就是两年多。高梅国开始没有编制，学校不发工资，为了留住人才，毛二可就从老教师的奖金里挤出钱来，给高梅国发工资；没有住房，就由研究所出钱租房。最终，经过学校多方努力，高梅国才成为雷达所一名正式职工。现在，高梅国已是副所长，也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雷达高分辨研究方面非常出色。
毛二可为了雷达所的发展，为了雷达研究后继有人，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以他的知识教诲人、以他的精神感召人、以尽可能的待遇挽留人，更重要的是以责任和重担培养人。他把课题交给年轻人，研究成果排名时自己总是往后排或干脆不署名。经济利益分配上，考虑到年轻人收入低，总是优先分给他们。为了给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甘愿做人梯，主动退居二线，让青年人挑担子。1996年，龙腾和高梅国留校不久，毛二可就主动提出，请何佩坤担任雷达所所长，推荐龙腾和高梅国同时担任了副所长。2004年，何佩坤因年龄大，又把这副担子交给了年轻的龙腾。
正是在毛二可带动和感召之下，雷达研究所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1998年，吴嗣亮博士后出站留校，很快就成为雷达所的脱靶量测量系统项目骨干。他把新的信息处理方法引入脱靶量测量系统，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测量精度。2000年，龙腾和高梅国、吴嗣亮三人以34岁的平均年龄同时成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保军教授，根据需要从自动控制专业转向了光电红外图像信息处理，做得十分出色。今年33岁的博士生导师曾涛，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回国不久就在国际最高水平期刊发表了三篇论文。当他还是副教授时就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这在北京理工大学还是首例。 |
您的位置：
